不堪回首的往昔，何以成了阳光灿烂的记忆？
《所罗门王的指环》插图：雁鹅与劳伦兹
铭印，及二次铭印
庞旸｜文
生物学现象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是科学家早就干过的事。也对，人虽自诩为最高等的动物，但毕竟还是动物，生物学中的一些规律在人的社会行为上，必然会有所反映。
作为图书编辑的笔者最得意的编辑作品之一，是动物行为学开山祖师、诺贝尔奖得主康纳德·劳伦兹的动物行为学系列著作。在《所罗门王的指环》和《雁语者》中，他提出著名的“铭印”（一译“印痕”）理论。大意是说，动物生命之初的经验刻印，会伴随它一辈子，终身难改。
小雁鹅“马蒂娜”刚一出蛋壳，第一眼看到的是大胡子科学家劳伦兹，自此认定他就是妈妈，走到哪跟到哪，一时不见就会焦虑哭泣。直到马蒂娜长大，仍跟劳伦兹形影不离。因此后人也将铭印理论称为“马蒂娜理论”。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可看到许多铭印现象的例子。
比如婴儿对朝夕照顾自己的人（如养母、奶妈），会比不那么朝夕相处的亲母还亲；
比如幼年时常吃的东西，那种口味会伴随一生，叫做“母食”；
还有人们对乡音、对儿时家乡山水景物的终身追恋，都是“铭印”理论在人身上的折射。
我觉得似也可用这种理论，解释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比如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何以会对年轻时唱过的歌、跳过的舞，以及戴过红袖章、背过背包下过乡的经历那么念念不忘？
不少这个年龄的人，唱起几十年前流行的“红歌”“样板戏”仍会热血沸腾，说起上山下乡的往事仍是“青春无悔”，以致招来另一些人的质疑：
本是痛哉苦哉、不堪回首的往昔，何以在他们那儿成了“阳光灿烂”的记忆？
但若论起理智，他们中的大部分恐怕也不会真的认同和赞美那个年代，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没有一个人会让自己的子孙再去戴红袖章，再打起背包上山下乡；相反，他们会让子孙们孜孜以求被那个年代打倒砸烂了的学问财富官位之路。
这种悖论，我觉得还得用“铭印”理论来解释：
这些人在幼年、少年时那种强烈的红色刺激下，打上了终身难以磨灭的深深烙印。但他们一般不会用自己的铭印经验再去铭印子孙。
当然，并不是所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这样，相反有许多这个年龄段的人，恰恰对“唱红歌”“跳忠字舞”，对“青春无悔”论非常反感，认为是对历史罪错缺乏认真反思，深刻忏悔，其中酝酿着新的社会危机。
持这种看法的人，以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居多，所谓“新三届”是也。当然不止七七、七八、七九这三届大学生，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年代接受了思想解放、启蒙教育的一代青年。
他们从父辈和自己的切身体会中，看到了最晦暗的深渊是什么，从而开始独立思考，接受新知，成为有独立见解和健全人格的人。
这也是一种“铭印”，即惨痛的人生经验和思想上的脱胎换骨、幡然悔悟带给人的二次铭印。
这种二次铭印往往比幼年时的初次铭印更强烈、更深刻，更会伴随人的终身。
不知动物界有没有二次铭印的现象，但我想，二次铭印也许只能发生在过着复杂社会生活的人类之中。
一次铭印和二次铭印有所不同：
前者更多是生物学层面的，后者更多是社会学层面的；
前者更多是被动的，后者更多是主动的；
前者更多感性，后者更多理性。
因此可以说，能不能进行二次铭印，是人这种高等动物与一般动物的区别所在。
有的人自觉接受了这种二次铭印，比如写《随想录》的巴金和写《思痛录》的韦君宜，他们的痛切反思被视为良知的代表；有的人没有经历过二次铭印，最初的人生印象作为底色伴随他们终身。
当然仅仅作为一种底色也无伤大雅，高兴了唱几首年轻时唱过的歌、跳一段年轻时跳过的舞，也无不可。怕只怕这种铭印造成终身糊涂，真的是非不分，那就是社会以及个人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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